新中国扫盲记忆
新中国成立时，接管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旧中国贫穷落后的烂摊子。
当年的上海，是与纽约、东京、伦敦并称的世界大都市。我老家在上海郊区农村，离市中心也就25公里左右，但没有沾到一点大都市的光，解放前与内地一样文化十分落后。男人们大多是文盲，少数是半文盲，小时候念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字，就辍学在家帮父母种地；女人们更是清一色的文盲，都是“睁眼瞎”，连大佬家的姑娘也不例外——当爹妈的认为，女小囡读再多的书也是白读的，早晚要出嫁成了人家的儿媳妇。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府大抓扫盲工作。农村缺少文化人，扫盲工作大多安排在暑假，由村里的中学生充当扫盲教师。当年，我们一个自然村七八十户人家，算上我只有3个初中生。大概是因为三人中我的学习成绩最好，选派我当上了村里的“教书先生”——那时大家对扫盲教师的戏称。后来我考上了高中，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负责村里的扫盲工作自然是义不容辞的事。
不识字的男人们对识字班不敢兴趣。全村五六十位45岁以下的妇女，经动员愿意参加识字班的也只有20多人，都比我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和二三十岁的小媳妇。年过四十的只有我的母亲一人，她什么学习机会都从不放弃。小姑娘们托新中国的福，都上了正规小学。
上课的教室是借邻居家一间空闲的厢房。我在两扇老门上用石灰浆写上“盛家民校”四个30厘米见方的大字——我们的小村名盛家宅。字是“照猫画虎”照着字帖一笔一笔描上去的，工工整整，远远一看是很不错的楷书，受到不少老人的称赞。屋里放了四张旧八仙桌，都是从家具较多的人家借来的，凳子由各人自带。没有黑板，就磨了很多墨汁涂在墙上充当“黑板”。
课本是县教育局统一编写免费发给的。课文颇接地气，都是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内容。那时还没有进行文字改革，没有公布拼音，小学里学的是注音字母，不适合教这群目不识丁的文盲。于是，县教育局安排人编出今天看来很可笑的课文：“天，天地的天。地，天地的地。”“大，大小的大。小，大小的小。”“花，棉花的花。棉，棉花的棉。”……
上课时，大姑娘、小媳妇们觉得新鲜，总是叽叽喳喳说话，安静不下来。我一生气，就大声嚷：“啥人勿想上课就出去！”或者索性作出甩手离去的样子。我母亲见状就出来圆场“压阵”，凭她在邻里中的威望和最年长，说一句“想读书识字，就勿要讲闲话了！”乱哄哄的课堂就一下子鸦雀无声了。
正式开讲了，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先写上“天地大小”四个字，然后逐字逐句地教她们。那时的中学里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我就用当地方言大声念：“天，天地的（di）天……”然后让大家一遍遍跟着念，小村里响起了朗朗读书声。下课前，我点名叫人复读，有的人能全念对，有几个人念不下来。然后，我把黑板上的字擦掉，叫人到“黑板”上默写，有的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好一点的能写出一两个字，只有我母亲四个字都写对了！我十分惊讶母亲的记忆力。我大声说：“看看你们，年轻轻的还不及我姆妈一个老太婆！”于是，我布置她们回家做作业，每个字至少读50遍、抄50遍，下一堂课检查……
就这样，一堂个把小时的课只教了四个字，我的嗓子就嘶哑了。
后来，课堂上教的字一堂比一堂多，也不讲语法，就是死记硬背生字、词汇和例句。几个暑假教下来，大家都认识了很多字，最多的一两千字，少的也有好几百字，不仅普选时会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姓名，认全了钞票上的繁体数字不再认错钱，而且稻麦瓜豆犁锄锹、衣帽鞋袜锅碗盆等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词汇都学会了。我的一位远房堂姐，虽然认识了好几百个字，可是最终也没有学会写信，想起要给在外地上中专的男朋友写信，就拿着男朋友的来信求我帮她写“情书”，红着脸讪讪地说：“‘教书先生’，帮帮我忙吧……”倒是一位邻家姑姑后来居上，比我母亲认得的字更多，她的未婚夫在上海市里工作，所以格外努力，课堂上听课最认真，课外下功夫最多，居然学会了写信，是识字班中唯一会写信的“高材生”。毕竟她年轻，岁数还不到我母亲的一半，记性好，也不用像我母亲那样总操心着全家的吃喝穿着，有更多的复习练字的时间。
回忆起六十多年前那段当扫盲教师的往事，想到教会了二十几位乡亲认识了很多字，心里感到蛮温馨的。
解放后农村的小男孩、小姑娘们都上了正规的小学，后来又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从此，我国的文盲率逐年迅速下降，目前仅存文盲8900万左右。相比之下，西南方那个人口和我国不相上下的邻国，至今仍有27000万文盲，是我国文盲总数的三倍！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重视教育的今天，就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幅度减少文盲、可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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