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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以来，伴随中西方的交流，大量汉籍开始流布西方。舆图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对这流散海外的中国古地图进行系统搜寻与整理，既是中国史学、历史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今日古籍整理开始面向海外汉籍搜寻与回归工作的重点内容。
6月5日，《东方历史评论》与齐鲁书社在彼岸书店牡丹园店共同主办沙龙，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华林甫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汪前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谢辉博士共同讨论流落异域中国古地图的搜集整理、海外舆图的流播路线、目前国内对海外藏汉籍整理回归现状等。 以下是沙龙部分内容。
1
德国这批中国地图与义和团等研究
胡恒：大家好，欢迎参加东方历史沙龙第98期。今天我们选择了较为专门的领域，即中国古地图。今天这个活动是《东方历史评论》和齐鲁书社共同主办的。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华林甫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的谢辉博士。另外华林甫老师新出的《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这本书的出版方——齐鲁书社陈秀亮副社长，前齐鲁书社副总编辑、《新校园》杂志主编赵发国。先请华林甫老师介绍下德国这批地图的情况。
华林甫：海外舆图的流播路线大致与该收藏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时间和地点一致。比如早期西方传教士来华，所以梵蒂冈很多，意大利也不少。葡萄牙关于澳门，荷兰收藏不少台湾地图，英藏中文舆地图以东南沿海为主，德国觊觎山东已久，所以收藏很多华北地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相关国家搜集不少。
近代以来瑞典等国派遣了考察队来中国，所以也收藏了一些。英国的中国古地图主要藏于大英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德国主要是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法国主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等地。
为什么要研究海外收藏的中国地图？ 一是历史地理学的传统，历史地理学非常重视。二是国内看古地图不方便，海外看的方便。三是因为 “清史地图集”的编纂需要。我在海外搜寻古地图的宗旨是不与他人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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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藏晚清直隶山东县级舆图整理与研究》所收舆图大部分出自地方衙门的彩绘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有官印。我得知德国有这批图的信息来源是周振鹤教授和李孝聪教授的记叙。这批舆图总共有160幅，全部是单幅图。直隶省舆图有99幅、涉及91州县，其中原有图名的77幅、没有图名或图名佚失了的22幅。山东省舆图有61幅、涉及56州县，其中原有图名的52幅、没有图名或图名佚失了的9幅。个别的县有两幅图。
关于这些地图如何流入到了德国。大致推测有李希霍芬带入以及巨野教案后直到一战德国在山东期间的掠夺情况。为了给读者留下进一步追寻的线索，我给大家展示普鲁士文化遗产图书馆这批舆图的入藏记录。
关于这批舆图的学术价值， 一是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地点，一般认为义和团起始于梨园屯教案。据本次出版的Kart. E. 1951/11-83威县舆图与Kart. E. 1594/126 佚名之冠县舆图可知，梨园屯实际是山东冠县在河北威县的飞地。所以不能说义和团仅起源于山东，比较客观的说法是起源于山东、直隶交界地带；
山东冠县地图，图右即冠县在河北威县的飞地梨园屯。
二是研究清末华北平原地理情况。这批舆图中，表示铜瓦厢改道之前、之后的舆图及具体表现内容都很丰富；关于文献记载清代直隶境内西淀—即今白洋淀—东流的瓶颈之处，为赵北口的十二连桥，以前只有文字史料，这次终于见到了Kart. E. 1951/11-10《任邱县地舆四址全图》上的舆图标示，细数桥梁，确为十二座。今日河北平原上县境过于狭小，全国面积最小的10个县，河北省占6个：第三小县大厂、第四小县高邑、第五小县柏乡，第七小县深泽、第八小县容城、第九小县广平。这批舆图当中，高邑、柏乡、深泽、容城四县的舆图赫然在目。县虽小而政府机构齐全，与大县一样四大班子俱全，官民比例很高。所以，研究县小的由来与发展，也是当今地方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第三就是为清末清代县界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这批古地图实物还对地图学史研究提供了良好材料。长期以来，古地图研究主要在地理学领域进行，他们的视角是看古地图有无科学价值，标准是采用了哪种投影原理、比例尺如何、精准程度、是否遵循地图学要素而绘制等。这些研究当然很有必要，为此学术界受益良多，但仅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历史学界期望，能从历史场景来研究古地图，或许更为贴近历史的真实。这批舆图显而易见的一大特征，便是实用，当时人们绘制它们并无严格的比例尺可言，更缺乏投影理论指导，仅有的计里画方有时连方格也不能整齐划一，却实际发挥了作用，图上无论用汉字、还是德文做的大量标记即为明证。其实，中国传统舆图还有自己的创意。如Kart. E. 1594/106 佚名德平县舆图，以县城为中心从里到外画了四圈同心圆，十分引人注目。它每一圈代表之里距为十里，凡在离县城十里左右的范围都在第一圈内，第二圈距城最近十里、最远二十四里，第三圈在距城二十里至三十五里之间，最外围的第四圈。这批晚清的县级舆图，在地图学史上有何种价值，恐怕还将讨论下去。
大胆设想是：近代史上德国有无侵略直隶省的企图，有无侵略直隶省的筹划？因为这家柏林的国家图书馆，除本套图影印出版的外，还收藏了大量直隶省的其它舆地图和与直隶相关的地图。比如德国陆军参谋处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以德语、汉字双语彩色印制了直隶山东舆图62幅，每幅50.5×56 cm，其中直隶27幅、山东29幅（另有邻区的河南三幅、山西两幅、江苏一幅），覆盖了赤城县以南的直隶、山东两省所有地域，不仅图幅数量相当可观，而且印制精湛，地名细密。
若干年前，我曾提出“舆图也是史料”的新概念。当时，主要是以英档案馆庋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为例，予以论证。现在，读者看到这本书的这批舆地图，同样也证明并加强了这个观点。
我的提议是：如果可能，经过众多学人的不懈努力，集合大家力量，十年二十年后，可以、应该，而且完全有必要编纂出一部海外庋藏的中文舆地图联合目录。
２
从科学史角度如何评价地图
胡恒：华老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所藏清末直隶山东地图的情况。他在搜寻到这批舆图后，没有自己先一幅图一幅图讨论、发表文章，而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公诸于众，这其中蕴含的学术精神就是：资料不是私人所有，而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财产，大家共同来研究。同时，在学术出版存在较多困难的情况下，齐鲁书社依旧毅然决定全力支持出版，也值得赞赏。
中国传统地图和今天大家所习惯使用的地图差异很大。今天的地图实际上是一种标准化生产，看中国、美国的地图，不会感到有本质的差别。但古地图就不是这样，它带有鲜明的特色，如没有严格的比例关系、富有绘画技巧等等。这些古地图归根到底表现的是中国人怎么认识他所在的世界的。下面请汪前进教授谈谈他对这批舆图的高见。汪教授关于地图学史、科技史、中西交流史都有精深的研究，汪老师关于《皇舆全览图》投影的研究，至今仍是历史地理学学习者的范文。
汪前进：华教授为什么研究海外地图？我猜测一个原因是中西交流史研究近些年很热。冯承钧、张星烺、向达、张广达等，都是以做中西交流史而闻名天下者，做中外交流史容易得手和出名。做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出国考察，收集资料的最好理由。
华教授已经出了两本古地图。凭这两本图集，就完全可以在中国地图史界立得住。他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史、行政区划史都有很深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和专著，因而做起古地图的研究来便有很好的基础，所以古地图研究水平就很高。
我是搞科学史研究的，搞科学史的人必然要研究地图绘制技术史，就象搞历史地理的人必然要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古地图一样，用通俗的话来说，这叫“屁股决定脑袋”，有其合理性。我们都知道，如果使用古籍，版本都搞不清楚，那么就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此书了。具体到古地图，谁绘的？什么时间绘的？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绘的？属于什么类型的地图？是原本还是摹绘本？是头版还是第几版？只有搞清楚了这些以后，才能使用这个古地图，这是基本常识。我们搞科学史就是做这个基础的工作。我们把基础做好后，提供给学术界解决史学、历史地理学问题。从文献学到史学，从内史到外史，就是一个连带的问题。所以，华教授说，古地图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绘制方法上，还要研究其中的历史地理问题，这个意见非常赞成的。
不过学有专攻，不能叫一个人包打天下，什么研究，各有各的重点。其实有不少地理学出生的学者研究古地图，他们大多是不仅研究地图绘制技术问题，同时也研究其中的历史地理问题，如谭其骧、黄盛璋、张修桂等老前辈。
我认为这本海外地图的书的价值，还有以下两大方面：
一是史学和历史地理学研究价值。
1、我们很少见到古地图绘到村子的。明代有一本书叫《殿粤要纂》，里面的地图绘有许多村子，但没有名称。而这本图集，整套的图都是以村落为主。对于历史上的基层管理，过去相关材料非常之少。暨大的郭声波教授最近刚刚完成清朝时期广东省政权基层组织研究，出版了《清代广东乡都图里建置沿革研究》，就利用了很多清代的地图。
2、很多重要的经济史材料，比如集市的地点和每月赶集的时间，这对于商业史研究很有价值。
3、对于研究德国人如何使用中国地图，是一手史料：德国人如何得到这些地图的？究竟怎样使用这些图的？他们用这些图做什么？
4、划界原则的史料：图的注记中还有一些关于地区划界的原则，如“以梁为界”、“以岭为界”、“以河为界”等。在古代，河是谁都不归，是公用的。古代比较少有今天那种“以主泓线” 为界的概念，一般是以河岸为境界线。陆地上大多以分水岭为分界线。
5、交通道路的史料，有水程、路程。图中的四至八到距离都不是直线距离，而是跑马距离，是路程。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前有专文论述，可以参考。
二是地图史方面价值。
1、晚清时期，地理要素是怎么样在图上增加的。晚清属于近代。近代有哪些新事物出现？有租界、矿山、工厂、电话线、铁路等，图上是如何表现的？
2、近代的地图有什么特点？这在图中是有反映的。西学传入中国大的有两次，一次是明末清初，一次是清末。前一个时期，西方地图绘制方法就已经传入中国，可惜没有得到推广；后一次中国传统地图绘制方法为西方绘制方法所取代。在德藏这套图中，有关绘法主要表现在基层，分为三种：手绘，刻印，手绘后加盖图章式的图形，然后在里面填字。盖上的那个图形其实就是标准化的图例，这是个中国地图的标准化过程。
3、既然这套图是中国人画的，那么是谁组织画出的？是县衙门组织的，还是其他什么机构？他们又是怎么组织的？什么部门管这个绘图？这个又跟地方志画图有什么联系？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古代的县不可能凭借地方志中那些精度不高的图来进行治理的，他们肯定有其他更详细与精确的地图，而地方志的图往往是在画了大图之后，由于限于书本的幅面而缩绘的。
因为时间等原因，古图的解说存在一些问题，这里提出来，希望新版的时候能够改过来。我有如下几个方面：比如图上的德文没有被翻译。故此许多信息没法利用。比例尺问题。什么是比例尺？“每方五里”就是比例尺，这就是“计里画方”中的“计里”。而此图集中的说明文字“比例尺”下多写为“无”，这是不懂古人比例尺的表示方法所造成的。图中“计里”有时候没有写在图里面，而是写在背面或者注记中，本书作者不少没有注意到，看来是缺乏我那点功夫（大笑）。
此外，对中国古代的数字表示方法不了解。有的古图中在地名的下面标有一些符号，那是古代算学书中的数字，即是指该地到县城的距离，本图集作者和编辑没有识别出来。因此，我建议学历史的人一定要读一点古代算学和天文历法方面的书，这样遇到上述情况就不会发生误判。
粗粗地阅读了上册，找出了这些问题。不过无错不成书，学问无止境。这也给予读者更多的研究空间。
3
海外中国地图的收藏整理
胡恒：汪老师提出了很多新的在地图学史上可以继续思考的课题。下面请对海外汉学有专深研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谢辉博士。中文古舆图是传统海外中文文献的一部分，最近几年学界在倡导海外文献的回归，某种程度上，这批德国舆图的出版也带有文献回归的性质。
谢辉：我来自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原名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由于研究西方汉学需要中国学术本体作为基础，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在继续重视西文基础汉学文献整理基础上，这两年开始逐步开展海外藏汉籍的整理。
关于国内对海外藏汉籍整理回归工作的现状，目前最主要问题是：重视日本、美国藏汉籍，对欧洲比较轻视。重视日本和美国是有历史渊源的。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关系比较紧密，日本整理的汉籍目录有的比中国还好。北大严绍璗先生、安平秋先生在这个领域用力甚勤。美国大部分著名图书馆东亚部的管理者几乎都是中国人，如邵东方先生主持国会图书馆东亚部，沈津先生曾长期供职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等等。由于这些图书馆东亚部关于中国古籍整理工作都是由中国学者负责，所以工作较容易开展。
相比于日本和美国，学界对于欧洲研究的少，涉及的也少。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语言方面有障碍，英语、法语、德语相对还容易解读，但是有些北欧文字，如丹麦文、瑞典文则很少人能懂。曾经有一位北外教授去瑞典寻访汉籍，因语言不通，需要与本校瑞典文专业的教师合作才能开展研究。二是学界长时间有个观念就是欧洲没有善本孤本汉籍，价值小。三是海外访书甚是不易，因此欧洲藏汉籍的整理成果相对较少。在有限的整理成果中，也重视古籍善本，轻视非书类文献，如碑帖、档案、地图等。
中国学者重视地图是有传统的。地理是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没有地图也就无法方便的理解地理。古人读书从来都是“左图右史”。没有图，看书的时候就不敏感。两个地名好像没有关系，但是一看地图，就很容易明白两者之间的交通、地缘政治关系。古代经世致用之学的都是重视地图的。
利玛窦来华传教时候的就编有山海舆地全图。后来中国古地图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就传入了欧洲。这批图其实在欧洲的收藏相当普遍。除梵蒂冈图书馆等著名图书馆外，有一些不太有名的小图书馆也有舆图。不仅图书馆有，博物馆、档案馆也有，如梵蒂冈博物馆等，有的比书还要丰富。这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地理学、历史学，对于汉学史也很有帮助。例如，这批图是如何流传至国外，在海外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是汉学史的研究内容。近年来，北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陆续出版了《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其中第三辑拟收录梵蒂冈藏星图、舆图数十幅，邀请汪前进教授主持整理工作，约在明年可以出版。
北外除语言优势外，欧洲有十几个孔子学院，也能够成为一个基地。孔子学院外方院长往往是当地著名学者，甚至名流，能够取得当地图书馆的配合。欧洲图书馆也并非都是利用起来非常便利，有些图书馆进馆查询需要收费，有的需要西方教授推荐信、具体的研究计划才能够接待。在海外汉籍寻找中，语言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当地的人脉资源。
胡恒：由于海外中文典籍包括舆图收藏非常之多，当务之急是编制一套相对完整的目录出来；另外，海外中文文献的回归是个浩大工程，做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加强合作。
（观众提问：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地图学知识基础的，在利用古地图时候该从哪些地方着手？那该有哪些如何切入点？）
汪前进：说来还有些惭愧。目前尚没有一本专门的书，确实是我们的责任。一个办法是看我的老师曹婉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地图集》（三大卷），这套图集每幅图都有提要，可以仔细琢磨一下，她都分析了哪些要素，这个就是地图史最基本的东西。《地图》杂志中有些文章还是比较深入的，可以翻翻。还可以看看今人写的“地图学概论”，再要多看古地图和古地图研究论文集。另外注意参考国图的《舆图要录—北京图书馆藏6827种中外文古旧地图目录》、李孝聪教授的《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孙靖国编的《舆图指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国古地图叙录》等书。
我常常感觉到：如果不是学理工科的人，对于地图中的一些问题还是比较难理解的，比如地图投影，非常复杂。明末清初传教士到中国来，介绍西方地图。西方地图本初子午线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如经过福岛的、法国巴黎天文台和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等，到了中国后开始以北京古观象台，或以通过太和殿中轴线的为零度经线。这个非常复杂。我还见过民国时期以南京为本初子午线的地图。地图投影的三种：等角、等积、等距。主要根据你绘地图的目的决定采用哪种形式。画中国地图就得等形，保持形状是一个鸡形；画海图肯定是墨卡托投影，等角的。所以必须有书专门介绍才好。
这里我补充谢辉博士，近些年海外地图发现了很多中国地图。比如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发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海图——雪登地图，最近澳门展览时候把他展览了，这个海图非常重要。目前现存最早的海图是“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还是传统画法，一字排开，是长轴。这个是海区图，根据区域，画成长方形的，既有西方色彩，也有中国古代针路色彩。根据此图，加拿大的卜正民写成了《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一书。一位美国学者也出了一部专著。还有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也藏有一套中国海图。
关于梵蒂冈藏图，非常重要的就是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一个本子，非常大。这个最近在澳门展出，现在要出论文集。还有一些图，就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的王泮识《舆地图》。西班牙藏《古今形胜之图》。以前国图只有复制件看不清楚，现在有了原大的复制图。
台湾也在搜集地图。台北故宫的林天人用力很勤，已经出版了两本古地图集。一个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图，大家可以上美国国会图书馆网站在线看图。一个是大英图书馆的图。不过只收单幅图、没有收成套的地图集。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的，所以有不少进步。他接下来会做法国的图。
目前藏图方面利用得不够的是台北故宫，她不光有清宫地图，还有“民国外交部”寄存在台北故宫的近代中外边界条约地图。他们曾经办了一个展览，出了一本展览图集，但是还没有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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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与国家疆域的变迁
胡恒：刚才汪老提供了很多信息。牛津的那幅明代海图可以在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提供在线阅览，非常清晰。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刚刚出版了关于这幅地图的专著，也已经被翻译为中文，中国学者定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刚才汪老师所说的台北故宫专门研究边界地图的是陈维新老师，他将到人大清史所演讲，就是关于这批地图的。
汪前进：关于边界地图，这方面材料近些年发现比较多。我们也经常接到邀请，去鉴定相关的一些图。很多图藏在收藏家手里。现在评价这类图有一些问题，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唯图是尊，不问何人所绘，不问是否具有权威性，只要是图就行；二是唯有是尊，就是说只要是图上画了某一区域、某个地点就珍贵得不得了，没有的话，就一钱不值。
首先，我们强调从法理上、从官方外交文件上找证据，有了这方面的证据，即使没有地图，也没有问题。其次，我们要意识到，过去由于条件、技术等方面的限制，很多边疆区域没有画在地图上。通过研究发现：地图上没有的并不等于不属于我国；地图上有的不一定就属于我国。要看实际情况，古代有一些地图都画得离我国很远的地方，但中间没有国境线，所以还必须有其他的材料来做出判断。比如说宋代的全图大都没有绘台湾，西安碑林里的《禹贡图》和《华夷图》就没有台湾，文革前是放到外面的，现在藏到西安碑林库房中，平常人看不到。（华林甫插话：我在欧洲看这幅图的拓片到处都是）。可是这两种图的拓片很久以前就传到国外了，而且印在书中。宋朝中国地图中没有画台湾，可当时也没有任何一张外国地图上画有台湾呀，所以应该是不存在争议的。国家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应该鼓励学者、提供方便多多研究这一过程。对于历史问题，多听听专家的意见，这样就比较主动。
胡恒：谢谢，三位嘉宾今天分享了很多地图知识，也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非常感谢东方历史评论，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各期沙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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